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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5月22日《工人日報》報道，人們在日常生活消費中，常常會遇到商家在格式條款、通知中寫有“最終解釋權歸××所有”“××享有最終解釋權”等字樣。殊不知，商家這樣做已經涉嫌違法。記者日前從河北省秦皇島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獲悉，該市一家企業因在格式條款中使用“最終解釋權歸該公司所有”字樣被罰5000元。

“最終解釋權歸××所有”，對類似聲明，不少人都不陌生，甚至因此受過一些“傷害”。消協的數據也佐證了這一點。去年9月，中國消費者協會邀請該協會律師團律師，對消費者反映強烈的醫療美容領域5大不公平格式條款進行點評，其中就包括了美容院單方面規定對簽訂的協議有“最終解釋權”。而類似的點評、消費警示，不少地方的消協都多次發布過。

事實上，此類現象不僅在醫療美容領域存在，在餐飲、購物、保險以及房屋、車輛買賣等領域同樣司空見慣。相關問題不僅成為消費者投訴的焦點，也引發了不少糾紛訴訟。搜索中國裁判文書網不難發現，一些地方法院有關“最終解釋權”的案件數量大、種類多。比如，河南某地法院判決一家超市在促銷活動中“標示本店對促銷活動享有最終解釋權”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屬于不公平、不合理規定，要求超市承擔退貨責任；江蘇某地法院判決一家開發商“在商品房預售合同中列入合同解釋權歸公司的格式條款”對購房者顯失公平，要求該公司承擔返還定金責任。

從相關案例和現實中不難發現，當消費者與經營者就相關營銷活動的某一條規則發生爭議時，商家往往會根據其“最終解釋權”作出一些說明，而這些說明通常都是告訴消費者其對活動規則有所“誤解”，進而排除消費者的相關權利。有些商家甚至故意夸大宣傳或者使用模棱兩可的表述吸引消費者，再以“最終解釋權”辯解進而牟利。

對于“最終解釋權”，我國相關法律法規是有所規范的。比如，民法典、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合同違法行為監督處理辦法等，都將經營者采取格式條款排除消費者對合同解釋權的行為確認為違法行為，并規定了處罰措施，一些違法違規的商家也因此受到了懲處，但濫用“最終解釋權”的現象依然長期存在且禁而不絕。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是相關法律法規在排除商家對格式條款有單方面“最終解釋權”的同時，沒有明確消費者對“最終解釋權”享有平等對抗權，而是規定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這也意味著，一旦出現雙方理解不一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等情形時，當事人必須借助消協、市場監管部門甚至司法機關來定分止爭。如此，大多數消費者便會因為怕麻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放棄維權、息事寧人。當然，也有少數消費者因據理力爭獲得了法律救濟，但相關經濟處罰相對商家的收益而言往往“損益不匹配”，一些商家也因此并未有所收斂。

“最終解釋權”被濫用，不僅損害了消費者的公平交易權、知情權和選擇權，也擾亂了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和消費環境。放任其存在，可能助長“劣幣驅逐良幣”，也可能對市場經濟的法治原則造成傷害。

整治濫用“最終解釋權”現象，需要從多個層面入手。立法機關和司法部門要完善“最終解釋權”的有關規定，對不夠明確的部分作出司法解釋或者通過判例厘清法律邊界；市場監管部門要加大對濫用“最終解釋權”違法行為的處理力度，采取提高經濟處罰標準、責令市場退出等措施對故意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且屢教不改的商家進行懲處；要進一步暢通維權渠道，簡化救濟程序，讓消費者能夠簡便維權，敢于說不。

只有構筑起嚴密的法治堤壩，不斷壓縮一些商家利用“最終解釋權”進行免責的空間，才有望根治這一頑癥，讓人們能夠更放心地消費，讓市場交易多一些公平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