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高速增長。與此同時，產業結構仍需進一步優化。在謀求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過程中，浙江不僅積極促進自身經濟從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更進一步融入和助力長三角產業格局的積極變化。

一、浙江產業現代化轉型的主要特征

擺脫“紡織業糾纏”是浙江產業演進的重大進展。2007年，紡織業在全省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為11.6%，到2020年，在全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中，紡織業所占比重已降至5.6%。紡織業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入口。然而傳統紡織業增加值率低，嚴重依賴于廉價勞動力，且對環境造成一定污染，只是漫長的現代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本積累的一個基本平臺，實施轉型勢在必然。上世紀30年代左右，豐田汽車的母公司出讓紡織專利，轉而進軍汽車業。因此，紡織業跌落霸主地位，是產業演進的重要標志，是經濟發展的必然。

服務業加快發展是浙江現代產業增長的重要內容。2015年，浙江第三產業占全省生產總值比例自改革開放以來首次超越第二產業，為48.6%，高出第二產業1.2個百分點。2020年，第三產業比重達到55.8%，超過第二產業14.9個百分點。這里包括三種類型的服務業：滿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服務業，其中包括滿足基本生產活動需要的若干服務業;促進人的發展的服務業，包括教科文衛等;提升要素效率的生產性服務業，包括金融、高水平商務服務業等。所以，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及市場化水平的提高，創業創新再也不是小而全或大而全，而是專注于若干高度細分的領域，一系列現代服務業無中生有發展起來;若干服務業也從原本的制造業中分離出來，如會計、供銷、設計、戰略咨詢、投融資，乃至餐飲、保安等;一系列新創企業瞄準市場需求，積極提供精準的高端服務，開發了全新的服務領域。正因如此，浙江區域經濟能夠在一定時間內，形成服務業增長快于制造業增長的發展態勢。積極引導現代服務業健康發展，有利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有利于企業的專業化社會化經營，有利于高新產業發展，有利于全面優化提升要素效率，同時也是實現“雙碳”目標的必然途徑。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是浙江產業結構調整的獨特優勢。按省統計局初步測算，2021年，全省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8348億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7.1%，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11.4%，比上年提高0.5個百分點。同時，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不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支點，成為浙江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

此外，2003年至2015年及稍后一段時期，浙江還出現了一波“比較謙虛”的“重型化”的發展。其標志性特征是金屬冶煉與金屬制品業，以及石油、化學與醫藥業，占全省工業產值比重持續上升。

二、浙江產業轉型對長三角產業層次提升的重要意義

浙江跳出傳統產業窠臼，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數字經濟，有效提升了本土產業層次，同時通過區域分工協作和良性競爭，深度融入長三角區域高質量一體化發展，促進滬蘇浙皖新的產業布局逐漸形成。

長三角整體產業層次因浙江的產業提升而得益。諸如紡織業等傳統產業加速清退或轉型升級，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不斷降低，為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發展騰挪出更多資源、更大空間。與此同時，浙江的金屬及石化行業正保持相對較高的占比，符合浙江實際。如浙江的不銹鋼、銅、鈷等冶煉及深度加工，以及立足于浙江深水岸線優勢的石化行業發展等，都形成了較強的比較優勢，與上海及江蘇的產業結構形成較強互補。浙江的數字技術應用業、數字要素驅動業以及數字化效率提升業，與滬蘇的數字硬件優勢相匹配，進一步增強了長三角數字經濟發展的整體優勢。

長三角產業格局十分有利于增強區域的全球競爭力。上海作為大都市，發揮龍頭帶動作用和高科技引擎作用，蘇浙皖發揮各自比較優勢、錯位發展，如江蘇制造業發達、科教資源豐富，浙江數字經濟領先、民營經濟發達，安徽制造特色鮮明、創新活躍強勁等，三省一市更加堅實地成為國內大循環的戰略支點，形成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競合的一個制高點。同時，在高水平對外開放方面，浙江也以外貿強省的定位，助力長三角地區進一步發揮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戰略樞紐的積極作用。

三、加快浙江產業結構演進的三大抓手

產業轉型升級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因變量。換言之，產業結構多半并非主觀意志能夠直接左右。因此，雖然社會各方對于產業結構有很多美好愿望，但經驗告訴我們，這是一個長期的、需要久久為功的過程。當然必須強調，只要各項工作做得好，產業演進之花怒放是必然的。

進一步確立積極的“工在詩外”的產業演進推進策略及工作體系。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主觀美好愿望是要有的，而且要強烈而堅實;但需要擺正主觀美好愿望的位置，而且要避免越位和變形。“工在詩外”的意思就是，優化政府產業選擇的意志與工作，著力強化政府的環境創造與改善職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建構發展環境、做好服務、支持及促進民間積極力量上。

建構多層面有彈性的產業引導發展激勵促進體系。首先是“格式化”，讀懂讀深讀透這方土地的內在呼喚及全球產業趨勢，深入研究發展戰略，明確框架式、有彈性的產業規劃，實施引導式的產業政策。其次是“平臺化”，積極建設各種實體及虛擬平臺，助推創業創新及企業發展。第三是“責任化”，戰略及規劃要求均要落實到部門和個人，這也是“格式化”的具體體現。最后是“市場化”，具體操作的相當部分可以通過市場化的第三方機構實施，包括戰略研究、招商引資、園區服務等。

“舵手”與“槳手”兼具。政府是掌舵的，首要任務及主要精力當然就是當好“舵手”。但與此同時，政府主管也要一定程度地當好“槳手”，且縣鎮主管的“槳手”任務會偏重一些。對于重大產業項目，即使發達經濟體，多半也需要地方主管出馬才能搞定，這就是高段位“槳手”在產業演進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重大產業項目對地方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能“穩坐釣魚臺”，而要主動出擊、親力親為、創造條件、爭取落戶，并且督導項目順利施工及落成。(卓勇良 周宇晗)